終結“九龍治水”監管體制
我國食品安全監管體制一度被認為是“九龍治水”，衛生、食藥監、工商、質監、農業等部門之間各自為政，有些領域“多人管”，有些領域“沒人管”。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朱毅舉例說，土豆放在集貿市場上賣，屬于初級農業產品，屬農業部門管理；土豆放在超市里賣，工商部門又來管；土豆制成土豆泥罐頭，質監部門要負責；土豆擺上餐桌做成土豆絲，食藥監部門得管理……如果是一根豆芽，又可能出現誰都不管的局面：農業部門認為綠豆屬于初級農產品，豆芽是加工品；質檢部門則認為豆芽仍屬于初級農產品。
2013年上半年，國務院在新一輪機構改革中組建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將分散在工商、質檢、食藥監、衛生等部門的食品監管職能整合起來。草案順應這一變化，將現行分段監管體制修改為由食藥監部門統一負責食品生產、流通和餐飲服務監管的相對集中的體制，以避免各部門之間的推諉和扯皮。此舉有望從根本上解決食品監管領域“踢皮球”的現象。
建立食品全程追溯制度
設立最嚴格的全過程監管是此次修法的重要內容。草案規定：國家建立食品全程追溯制度。食品生產經營企業應當建立食品追溯體系，保證食品可追溯。也就是說，如果發生了食品安全問題，要能找得到“主”。國家食藥總局食品安全監管一司副司長陳傳意表示，食藥總局將首先在嬰幼兒配方乳粉、乳制品、肉制品、酒類推行該制度，然后在全國逐步推開。
據了解，盡管目前很多產銷企業都陸續建立了自己的產品可追溯體系，但由于成本和技術等限制，加上現行法律對此并未作強行規定，很多企業的可追溯體系都處于名存實亡的狀態。以豬肉的可追溯體系為例，其存在管理體制不順、運轉經費沒有立項、數據庫建設相對滯后等問題，難以全面實現追溯體系的功能和作用。未來在有法可依的環境下，很多產業的可追溯體系建設將有望全面提速。
不得以委托、貼牌、分裝方式生產嬰幼兒奶粉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發生后，很多消費者對國產嬰幼兒奶粉喪失信心，各類“洋奶粉”借機蜂擁進入國內市場，貼牌、分裝、造假等現象隨之出現。一些不法企業從國外進口大包裝乳粉到國內分裝，其間可能出現原料調包、摻劣摻假等問題，影響奶粉質量。同時，據馮長根委員介紹，我國128家嬰幼兒配方乳粉企業生產了8800個不同品牌的產品，個別企業的品牌多達600種，但配方遠沒有這么多種。企業多設品牌，目的是劃分銷售區域，防止串貨，但也為變相提價、誤導消費提供了便利條件。
針對上述問題，草案新增規定：不得以委托、貼牌、分裝方式生產嬰幼兒配方乳粉，不得用同一配方生產不同品牌的嬰幼兒配方乳粉。
也就是說，國內部分洋品牌，此前因在國內產能不足，需要從海外市場直接進口大包裝嬰幼兒奶粉，然后在國內再分裝，或進口嬰幼兒配方乳粉在境內加貼標簽等，這些在境內加工洋奶粉的方式都將受到嚴格管控。
網購食品出問題網站先行賠付
如今網絡購物已經成為人們消費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網絡零售市場交易規模達7542億元，個人網店達1246萬家。該中心權益與法律部助理分析師姚建芳介紹說，假品牌食品、臨近保質期食品和“三無食品”是網民反映最多的網購食品問題。但由于要拆包才能發現質量問題，網購食品常常陷入不能退換貨的困境。
為此，草案規定第三方平臺提供者應對入網食品經營者進行實名登記并明確其管理責任，消費者通過第三方交易平臺購買食品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第三方平臺如不能提供入網食品經營者真實地址和有效聯系方式的，應當先行賠付。
姚建芳說，不少網站平臺不審核商戶的資質，網絡食品商戶準入門檻很低，商品質量也因此良莠不齊。此次修訂草案的規定將對電商平臺帶來更大壓力，促使平臺加強對商戶的審核，從源頭上減少食品安全隱患。
官員緩報瞞報謊報食品安全事故須引咎辭職
此次修法通篇著力體現“重典治亂”。不但大幅提高企業違法成本，還對失職瀆職的地方政府和監管部門實行最嚴肅問責。
例如，草案對生產經營者在食品中添加有毒有害物質的，罰款額度由現行法律的五至十倍罰款提高到十五至三十倍。草案還設置了監管“高壓線”，規定地方政府主要負責人在緩報、瞞報、謊報食品安全事故等情況下應當引咎辭職。對因食品安全違法行為受到刑事處罰的食品檢驗機構人員，規定其終身禁止從事食品檢驗工作等。
此外，草案增設責任約談制度，規定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未及時消除監督管理區域內的食品安全隱患的，本級人民政府可以對其主要負責人進行約談。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莫于川認為：“引入約談，能夠在前期對事件進行有效干預，避免后期造成更大的危害。”
增設食品安全責任保險制度
據統計，我國現有食品生產加工企業40多萬家，絕大多數都是中小企業，此外，還有難計其數的食品門店、小攤販。由于食品行業鏈條比較長，特別是中小企業的加工能力較薄弱，其上游種植、養殖環節及下游的物流運輸、市場環節都存在安全風險。
對此，草案明確國家鼓勵建立食品安全責任保險制度，支持食品生產經營企業參加食品安全責任保險。
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高秦偉認為，這一借鑒了其他國家的經驗的規定，是政府實現監管工具多元化的嘗試，這種保險制度既能為食品廠商增加一道安全閥，分散食品企業的經營風險，也能讓消費者在發生事故時得到應有賠償，是構建食品安全社會共治格局的重要舉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