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得看到一條清澈的河，難得走上一條干凈的路。”談起不久前在蘇北農村進行的一次環境實地調查，揚州大學動科學院“綠色聯盟”實踐小分隊的指導老師、揚州大學教授王金玉用“形勢嚴峻”來形容。
在他們調研的一個縣，農村畜禽糞便35%直接排放，56%直接還田作肥，處理過的不到10%。當地的一位村民向他們訴苦，“村里有個肉鴿養殖場，鴿子糞便就堆在外面，污水一直流到村民家門口。”
“近二十年來我國畜禽養殖業發展迅猛，但由于規劃、管理和技術等原因，帶來的污染也日益突出。”王金玉說，目前農村小規模、零散養殖戶的污水、糞便大都不經任何處理直排水渠和魚塘，河道變黑發臭，嚴重影響生態環境和人體健康。
先看來自江南江北的兩組數據
在揚州，根據預測，到2020年，該市畜禽養殖產生的糞尿總量約為5307685噸，污水產生量約為24322289噸，COD產生量約為175773.27噸。
在蘇州，全市有2.4萬頭奶牛，一天產生糞便720多噸、1800多立方米，一年下來就是66萬立方米。如果全部填入金雞湖，20年就可填滿。這還不算全市80多萬頭存欄生豬、1000多萬頭雞鴨鵝產生的糞便。
省農科院畜牧所所長顧洪如說，我國目前每年牲畜排出的糞便達25億噸，是工業固體廢物的2倍多。畜禽養殖污染已成為我國農業污染的主要來源，超過化肥和農藥。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我國在未來5—10年內，畜禽產品在居民膳食結構中的比重還會增加，畜禽養殖及其污染物的排放量將進一步增加，轉型升級，實現資源高效化、無害化利用，成為畜禽養殖業必須跨過去的一道坎。
“建在什么地方，有沒有糞便處理設施，政府都要問。”在養豬大市淮安和宿遷，一些養殖戶向記者抱怨，現在辦養豬場不像過去那么容易了。與淮安和宿遷一樣，養殖先過環保關，成為各地把好養殖環境關的首道關口。江蘇師大生命科學學院教授溫洪宇介紹，強化污染源頭管控，也是歐美等國對農業污染控制的主要措施。我國許多畜禽養殖場在建立之初就缺乏對生產布局、無害化的總體考慮，才導致如今相當一部分畜禽糞的“放任自流”。
劃分“禁養區”，下達關停令，是源頭管控的另一面。去年11月，揚州首推畜禽養殖業污染防治規范，全市設6個禁養區、5個限養區。限養區里所有畜禽養殖場必須配套土地消納養殖廢渣、廢液或污水處理設施，2018年底畜禽糞便及污水資源化利用率將達95%以上。在常熟，三年內要關停養殖點801個、治理2605個。
與養殖業蓬勃發展同步，在探索畜禽廢物無害化、資源化上，各地也趟出了許多新路，有效保護了青山綠水。
糞便的生意也能做到供不應求。蘇州相城區的畜禽糞便處理中心自2009年“開張”，每天出手的糞便都被一搶而空。總經理金文龍說，中心年處理規模一年約8萬噸，可回收、利用該區大中型養殖場的絕大部分畜禽糞便，加工出來的有機肥也不愁銷路。
顧洪如說，先環評后養殖對大養殖場來說很簡單，小養殖戶卻面臨被關閉的命運。江蘇年產畜禽糞便7000萬噸左右，2011年省政府出臺的《關于加快推進畜牧業轉型升級的意見》提出，到2015年規模畜禽養殖場糞便無害化及資源化利用率要達到85%以上。在解決吃肉喝奶和環境污染矛盾方面，蘇州的畜禽糞便處理中心為各地提供了借鑒。
除了資源化、無害化，生態循環農業近年來也風生水起。在無錫大型養豬企業昌興生態農業有限公司，四周農田環繞。糞便污水被用來制沼氣發電，產生的沼渣和沼液用來做有機肥。公司在豬場周圍租了近1000畝農田種植牧草和水稻，沼液全部沿著溝渠直接還田，不用施任何化肥。這種種養結合的新型循環農業模式，使養殖污染治理的路越走越寬。
毋庸諱言，雖然一些地方開展了資源利用、循環農業實踐，但養殖污染控制還沒有形成大規模的社會行動，一個重要原因在于農業技術研究與推廣沒跟上。加快環境友好型產品和技術的研發和應用，成為眼下各地探索的重點。
天寒地凍的日子里，沛縣鹿樓鎮養鴨大戶蔣明輝家的雞鴨豬卻暖意洋洋，睡在十六七度的恒溫發酵床上。記者看到，這種用稻殼、鋸末做成的“發酵床”有30厘米厚，通過稻殼、鋸末生物發酵，鴨子糞便被微生物“吃掉”。蔣明輝介紹，他家鴨子每天產鴨糞7000多斤，普通養鴨戶每天都要清掃糞便，而他只要兩年換一次“床”，因為大部分鴨糞被“吃掉”了。
發酵床帶來的好處很多。因為棚舍干凈，豬鴨死亡率大大降低，而年產蛋數卻從170多枚增至190枚。應用發酵床的豬，不但能提前出欄，瘦肉率比普通豬的70%高出10個百分點。
發酵床雖好，但大面積推廣還存在瓶頸。在沛縣，年出欄2000只規模以上養鴨戶有6000多戶，用發酵床的只有蔣明輝一家。“資金、觀念、技術等問題讓養殖戶大多在觀望。”沛縣農委畜牧科科長朱紅陸告訴記者，發酵床的報價每立方米要170多元，動輒數十萬的投資使得普通養殖戶不敢涉足。同時，發酵床技術要求養殖密度不能太大，要比普通養殖少一倍左右，影響了多數急于賺快錢的農戶的熱情。
